几天过后，他就对唐校长所说的这里的文化生活有了真切的体会。他最不能忍受的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文化的荒凉。他像一个江南水乡长大的人突然被弄到了西北的黄土高坡。这里没有一点在川大四年中他处处感受到的文化气氛。从外貌看，位于川大校园后面的那所小学远比它更像一所中学，这且不说；它的图书室居然就是蒙满灰尘的几个大书架，除了《毛泽东选集》和一些杂乱的教学参考书之外，多是《科学养猪》《蘑菇栽培法》《封山育林》一类的小册子。文学读物也有十来本，如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还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眼前的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差距。
他带来大学四年中先后购买的两大箱书，其中就有在九眼桥头昏暗的路灯光下用30块钱统统买下来的蒋时雨的藏书。此时此刻，它们似乎成了赵翔和那段岁月的唯一联系，好几次他都想把它们取出来，最后却总是让它们继续藏身在箱子里。他不忍心看到它们。他需要工作，需要让工作占满自己的所有时光，需要工作把他累倒，累得他没有时间回忆，没有时间思念，没有时间遐想。现在能使他免于痛苦，免于消沉的就是拼命工作，他要在工作中自我拯救。他记得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二部的开篇语：“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也许，我现在就是这样吧！不同的是，阿·托尔斯泰说的是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要怎样才能在精神上脱胎换骨，上升为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我，却是命运的惩罚。但阿·托尔斯泰的这些话，在此时此地，多少为他眼前的处境提供了一种解说，一种可以支撑他面对现实的哲理。把自己的经历和“革命者”的精神磨炼相比，真是一种可笑的自我宽慰，但这时候，他需要这一类自欺欺人的梦幻，毕竟，它可以让自己在精神上得到一点他实在太需要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