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这种公平结构的形成，这是旧中国极度不公的社会现实和绝对平均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双重作用的结果。
极度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绝对平均主义的传统价值观以及二者的尖锐冲突，这是封建制度长期统治留给我们的双重历史遗产。由此导致我们对“均贫富”的特殊偏好和对社会主义公平的特殊理解，即使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深深地被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平均主义所吸引，认为其中“有种社会主义作风”，并由此断言：“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可以说，平均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在我们这里已积淀为一种“文化无意识”，并产生了一种思维惯性。正是在这种思维惯性的作用下，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走上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古训之路。“大锅饭”式的公平同“均贫富”的传统公平观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民众对平均主义在价值观上的认同，为“大锅饭”体制的形成造就了有利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