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坐下来不好吗？请把椅子移近一些，很抱歉，我不能为你搬动了。说实……实在的，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是列卡陀治我那次伤，他一定会发现，那是一个极……极其宝贵的病例。他是个有真本领的外科医生，对骨折病例有特别的爱好。我觉得，我身上的每一块骨头都被打碎了，凡能打碎的都碎了——只剩了一个脖子。”
“还有勇气，”琼玛小声地插了话，“不过，你大概把勇气也视为不可打碎的一类。”
他摇了摇头，说：“不是，我的勇气和身上其余的东西一样，也是后来勉勉强强修补起来的。当时，我的勇气也被打得支离破碎，就像打碎的茶壶一样。在被打碎的东西里面，这一部分碎得最惨。啊，对了，刚才我是说拨火铁棒。
“那时候——我想想看——大概在十三年前，发生在利马那儿。我对你提到过，在秘鲁那里住下，倒的确逍遥自在。可是，如果是个落难的人，就像我那样，情况就很不妙。在这以前，我先后到过阿根廷和智利，大部分时间都是颠沛流离，挨饿受冻。后来，我当了个临时工，从智利港口瓦尔帕莱索搭了一条牲口船到了利马。由于在利马市内找不到工作，只好到码头一带碰碰运气。你知道，那些码头在卡廖港口。在那样一些停泊船只的港口，当然不乏以航海为生的人所聚集的下流场所。过了一些日子，一家赌窟把我雇去当仆人，我就干些烧饭、给弹子台游乐的人记分、给水手和他们的女人送茶送水等一类的杂活。这些杂事我虽然干得很不情愿，但我还是乐于去干，因为至少可以有一碗饭吃，可以看到人的面孔，可以听到人的声音。或许你会以为，这没有任何意义，可是我刚害了一场黄热病，待在一所破烂不堪的棚子里，孤苦伶仃，那样的环境使我提心吊胆。还是说说赌窟吧。有天晚上，一个来自东印度群岛的土著水手，由于上岸时把钱输个精光，心情很坏，喝醉了酒在撒酒疯。老板叫我把他赶走。如果我还想待下去的话，就不能不听从老板的命令。可是我……我那时还不到二十一岁，得了病后，身体虚弱得像只猫，那醉汉一个可以打我两个。而且，他手里还拿着那根拨火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