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坐下来不好吗?请把椅子移近一些,很抱歉,我不能为你搬动了。说实……实在的,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是列卡陀治我那次伤,他一定会发现,那是一个极……极其宝贵的病例。他是个有真本领的外科医生,对骨折病例有特别的爱好。我觉得,我身上的每一块骨头都被打碎了,凡能打碎的都碎了——只剩了一个脖子。”
“还有勇气,”琼玛小声地插了话,“不过,你大概把勇气也视为不可打碎的一类。”
他摇了摇头,说:“不是,我的勇气和身上其余的东西一样,也是后来勉勉强强修补起来的。当时,我的勇气也被打得支离破碎,就像打碎的茶壶一样。在被打碎的东西里面,这一部分碎得最惨。啊,对了,刚才我是说拨火铁棒。
“那时候——我想想看——大概在十三年前,发生在利马那儿。我对你提到过,在秘鲁那里住下,倒的确逍遥自在。可是,如果是个落难的人,就像我那样,情况就很不妙。在这以前,我先后到过阿根廷和智利,大部分时间都是颠沛流离,挨饿受冻。后来,我当了个临时工,从智利港口瓦尔帕莱索搭了一条牲口船到了利马。由于在利马市内找不到工作,只好到码头一带碰碰运气。你知道,那些码头在卡廖港口。在那样一些停泊船只的港口,当然不乏以航海为生的人所聚集的下流场所。过了一些日子,一家赌窟把我雇去当仆人,我就干些烧饭、给弹子台游乐的人记分、给水手和他们的女人送茶送水等一类的杂活。这些杂事我虽然干得很不情愿,但我还是乐于去干,因为至少可以有一碗饭吃,可以看到人的面孔,可以听到人的声音。或许你会以为,这没有任何意义,可是我刚害了一场黄热病,待在一所破烂不堪的棚子里,孤苦伶仃,那样的环境使我提心吊胆。还是说说赌窟吧。有天晚上,一个来自东印度群岛的土著水手,由于上岸时把钱输个精光,心情很坏,喝醉了酒在撒酒疯。老板叫我把他赶走。如果我还想待下去的话,就不能不听从老板的命令。可是我……我那时还不到二十一岁,得了病后,身体虚弱得像只猫,那醉汉一个可以打我两个。而且,他手里还拿着那根拨火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