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这种思潮在晋代清谈者中和清末都存在过。例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把君子之礼法视作“残贼乱危”的死亡之术；清末的鲁迅则认为“礼教吃人”（《狂人日记》）。只是前者派生于道家的自然主义，而后者派生于所谓的民主主义罢了。
第二节 明学的源流全体大用的思想
提起元代大儒，人们往往会举出北方的许鲁斋、南方的吴草庐。众所周知，鲁斋恪守朱子学，而草庐则倾向于陆学，并谋求朱陆两学的调和。
虞道园在其师草庐的行状中指出：朱子有集周、程、张、邵及罗豫章、李延平之大成的功绩，而陆子则超然于此，有得于孟子所谓“先立乎其大者”之旨，进而强调“斯文互有发明，学者于此见其全体大用之盛矣”（《道园学古录》卷44，《临川先生吴公行状》）。这无非是认定，草庐之学是发明朱陆而见其全体大用之学。
据此可以推测，所谓朱陆同异论（朱陆同旨论）与全体大用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全体大用，用朱子的话来说就是：“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根。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大学章句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