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迁以还，农业弥重。《管子·治国》曰：“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又曰：“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法家重农之旨，尽此数语，两言蔽之，于国求其富强，于民求其治理而已。九流之中，切于治国者，莫若儒法。儒家以天下为旨，非如法家之徒求富强，然其言治，亦曰先富后教，曰“有恒产而后有恒心”，以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为究极。其所求与法家异，其所以致之者则与法家同也。秦汉而后，宇内一统，无事求富强以胜敌，然民农则朴，朴则易治，农为本业，工商为末业，及先富后教，有恒产而后有恒心等义，迄未尝变。故汉代法律最尊农夫，薄赋轻徭，唯恐不及，孝弟力田，置有常员。后世虽不能然，然法律政事之重农，则两千年来未尝改也。虽或有其名而无实，然其意则固于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