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利”和“权力”纠缠在一起后，很多事情就不再是应该不应该那么简单了。苏共高层在当时必须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发展石油产业必然会压缩煤炭产业，这会影响到煤炭行业从业者的利益——1923年苏维埃政权最动荡的时候，各行各业中罢工次数最多的就是煤炭工人，当年一年罢工达155次，共计77189人次参加。有句话叫“爱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句话其实在任何地方都是适用的。
此外，很多苏共官员也都是来自革命时期的煤炭工人领袖——既然煤炭工人数量第二，按比例算出身于此的官员数量自然也不会少，领袖都出身于煤炭行业，其地位也就排在了石油前面；当时如果煤炭行业的权重下降，就意味着会有一批领导干部及其身边亲信的实际权力可能因此削弱。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下，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高层最终选择了把出身于煤炭行业的斯达汉诺夫树立为当时工业建设的偶像；而同样的道理，中国在工业大发展时期，树立的典范则是石油铁人王进喜。
与煤炭行业相比，当时苏联的石油产业工人数量要少得多，除规模不对等的问题外，石油开采原本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在苏联石油开采的成本通常只有煤炭的1/4，而且他们工作的油田都分布在远离莫斯科的高加索地区，因此对苏共高层的影响力显然要小得多。在这种局面下，即便是列宁和斯大林，也不得不做出妥协——通常人们对于政治会有一个错觉，那就是认为政治强人是无所不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是能掌握更多的主导权，但绝非全部。